胡文玉二三事

胡文玉二三事

（一）

1955年12月，胡文玉在应城县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应城县副县长，分工负责文、教、卫方面的工作，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，他一干就是13年。他虽然年高体弱，但总是尽职尽责地做好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工作。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发展应城的教育事业，经常为学校的教学质量、学生的入学、升学、教育经费、师资培训以及社会扫盲等问题，在历次的县人代会、县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建议、写提案，还常常主动找县长、县委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商量，寻求解决办法。在1954年的县第一届人代会上，他和王育之先生联名向大会提交了“新建中心小学，发展教育事业”的提案。此提案建设在城关大南门内右侧划拨一块空地，由政府拨款，新建一所小学，将设在公园内的原中心小学迁入到这个地方。这个提案被大会通过，县政府立即组织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付诸实施。一年后，新的应城中心小学（即现在的应城市实验小学）建成。该校的校园、校舍面积大大超过原中心小学，可招收小学生1000多人。50年代至60年代，应城教育经费比较困难，省教育厅拔下来的钱不够开支，胡文玉作为省人大代表，在省里曾提出这个问题，并为此向当时的省教育厅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，指出其在经费分配中有家乡观念，要求秉公办事、一视同仁。他要求学校的教师必须为人师表，对县里的教师每年至少集训一次，省教育厅对于他提出的这个意见极表赞同。1957年，学校重视劳动教育，对课堂学习不大重视。他为此找县委文教部的负责人提意见说：“劳动教育要搞，但学校应以教学为主，学生总得要读书，不读书就不叫学生。”在文化建设事业方面，胡文玉也提出过不少主张和建议。1953年，他向县政府建议将人民公园内蒋作均的“剿匪功德碑”拔掉，在原有基础上树立“和平纪念碑”。在此之后，他又和王育之先生共同提出修复“水阁凉亭”的建议。由于修复后还不尽完善，过了几年，他再次提出修缮计划，使之成为人民公园的一景。1956年，他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兴办应城图书馆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。这个建议被采纳后，他带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，在城关选择馆址、申请经费，挑选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并于当年就在原孔庙内办起了应城图书馆。他还亲自过问购买图书的事宜，其中全套的“二十四史”，就是他自己出钱买回来的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以坦诚的态度与中共应城县县长、副县长合作共事，敢于大胆工作。他竭诚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并积极做一些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，使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有一次，县工商联副主任刘鸣新先生向他汇报思想情况，谈到如何同心同德跟共产党走的问题时。他说：“你是工商联的头，又是人民代表，你怎么走，别人也跟着你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马虎。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强学习，改造思想，和党同心同德，和衷共济……。”再如擅长电器修理技术的王长清先生，50年代开着“新华电料”商店，生意不错，但人手不够。本想带几个徒弟，却有顾虑，怕人说搞剥削。对此，胡文玉同他谈心时说：“修理收音机、扩音机，有利于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有利于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这是好事，人手不够，可以带几个徒弟，这对于服务政治和发展技术都是有好处的，你可以放心地去干。”此后，王长清请了帮手，带了徒弟，业务得到发展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。他虽年逾古稀，仍坚持身体力行，坚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。1963年，县政府实行“县长接待日”制度，正、副县长星期五轮流值班接待，因考虑到他年龄太大，没有排他的班。他坚持要参加这个工作，每逢他负责接待的日子里，他总是热情接待人民群众，耐心地听取来访者的意见，反复宣讲党和政府的方针、政策，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，他及时提请有关部门讨论解决。

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，胡文玉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1957年，应城一中学生闹事罢^课、游行请愿，他和有关负责同志一同到县一中耐心地向学生们做宣传工作，他义正词严地对闹事的学生们说：“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，可以向县委、县政府领导讲，也可以选出代表和领导直接谈，不要继续闹下去，也不要请什么愿，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容许你们这样闹下去的……。”由于县委、县政府采取了正确得力的措施，有效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。为学生闹事的问题，他还在家里把当时任县一中副校长的儿子胡茂实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告诫他以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，丝毫不能含糊。

胡文玉生活一贯简朴，一生不嗜烟、酒，平时穿的布衣布鞋。担任应城县副县长十多年，按他的级别和职务，可以享受吃中灶的待遇，但他坚持吃普通伙食，和大家打成一片。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，在政府院内开荒种地，并坚持自己锄草、施肥、浇水等，收获的果实却分给机关的干部吃。他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，与人民共度难关，曾多次要求组织上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，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。在财政开支上，他处处为国家着想。如订阅报刊，他坚持自费；印刷著作，坚持费用自理。此外，他还十分关心下属的困难。当时机关干部为了抗灾度荒，在天鹅农场开荒种粮，收获后给他分了一份，他不接受，并解释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饭量小，粮食够吃，还是让你们年轻人多分点吧。”胡文玉在县政府院内亲自种植了紫荆花、白玉兰、芙蓉花、腊梅、长春、桧柏、四季花等等。他让县政府院内四季花开，永远长青，春意盎然。让人一走进县政府院内，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胡文玉为人谦虚，待人和蔼，对干部、职工关怀备至。只要和他接触过的人，都能感受到这一点。对待通讯员们，他更是体贴入微。每逢佳节，他都要给通讯员5毛钱加餐，还督促他们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，规定他们晚上一般不准外出，要坚持看书写字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他手把手地教。对社会上有困难的人也尽其所能，设法予以接济。他家有一栋较大的房屋，自己一家人仅住其中的三分之一，其它给住房困难的居民居住，从不收取他们的房租。有邻居经济为难时，他还资助其3、5元。对社会上有点才华的人，他更是怜惜，尽力相助。然而，他对自己的家属、子女要求甚严，从不允许他们在工作、生活上向组织提什么要求。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，从未给他们谋取私利，只要是已经在生活上自立了的子女，在他的面前不敢伸手要钱，否则就要挨训。胡文玉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，他一生很少生病，他如果患了病，他很少进医院。他就在家里，把几餐不吃饭，说来奇怪，他的病反而奇迹般的好了。胡文玉一生清正廉洁，他公私分明，从不占用国家的一分钱。胡文玉的脾气有点犟，是一个倔老头子，他喜欢跟人抬扛。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，也是他坚持真理的充分表现。

（二）

胡文玉，原名胡鸣盛。应城城关人，1886年生。他7岁入乡塾读书，11岁考进县立高等小学堂。翌年，因成绩特别优异，经校方特许提前毕业，免试进入德安府中学，先进预科班，后进德安府中学堂。他在学习期间，攻读经史典籍，能诗善文。1911年8月，他在父亲及大哥的支持下，赴汉考入江汉大学，先攻读历史，后改学法律，视野逐渐开阔，求学之志逾坚。1913年7月，他邀请同学刘博平（湖北广济人）等进京报考北京大学，其成绩名列前茅，于次年被北大录取，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门中国哲学系第一班专修哲学。其时，恰逢章太炎在京主办“国学讲习会”，他师承章氏，研习经学、史学及诸子百家。1918年7月毕业，获北大“文学学士”学位，旋即受聘于北大国学研究所，协助整理明、清两朝档案，同时兼任国史编纂处湖北省名誉征集员。

1924年9月，胡文玉以操守廉洁，学识渊博，被临时摄政内阁选任为清宫缮后委员会顾问兼清宫点查室主任，负责清查文物、开放清宫等工作。1926年，胡文玉就任故宫博物院点交委员会委员，为清理故宫文物和筹备建立中国故宫博物院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故宫开放之初，按规定：凡参观人员，必须换着故宫特制的束袖无袋的参观服。如因故不能换者，须经清宫点查室主任批准，方准参观。一日，“临时总执政”段祺端率领众官员前来故宫参观，为换服之事，段祺端的随行侍从气势汹汹地责问接待人员：“段总执政参观，何须换服？”这时胡文玉赶到，见状十分气愤，他对其严正指出：“不遵守制度者，依例不得参观。此国家之规定，既然身为总执政，更当以身示范。”段祺端闻之，忙装腔作势地喝斥侍从，并换上了参观服。

1927年4月，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下壮烈牺牲，胡文玉愤然弃职，从北平返回应城，和先期返乡的北大学生、共产党员赵保民、彭仲民等人，投身于应城的大革命运动。

1935年7月，胡文玉应邀赴青岛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。1936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继“何梅协定”后，有恃无恐，在河北、山东一带屯驻重兵，不断制造事端，伺机发动侵华战争。蒋介石集团对日一再妥协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。当年8月，胡文玉以休假为名，从山东回到了老家——应城。

1937年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。1939年，胡文玉一家七口人逃难到黄滩，他们全家生活无着落。胡文玉隐居在黄滩期间，我抗日民主政府也常派人去他家探望，尽关怀之意，并送去《七、七》报等抗日进步刊物，供其阅读，使他们颇受教益。中共应城县委负责人樊作楷听说胡文玉一家生活上有困难，派樊作刚捎去100块现洋，接济他们。钱送到后，胡文玉坚持不肯接受。他对樊作刚说：“根据地军民的给养已经够困难了，这些钱还是带回去供抗日杀敌之用吧。”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，并积极吸收和鼓励他们参加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，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。1949年6月，应城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，胡文玉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出席大会。1950年5月，在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。当年10月，他以“特邀代表”的身份出席了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被会议推选为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。对党和人民政治上的关怀和信任，胡文玉深为感激，他从此以极大的热情，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。1954年7月，胡文玉在应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应城县人民政府委员，并被大会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。

（三）

胡文玉既是一位廉洁奉公的爱国民主人士、党的忠诚朋友，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。他精通哲学、法学，而且对经学、史学，训诂均有很深的造诣。他尤其精于文字、音韵及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之学。其研究范围涉及诗词、音韵、历史、典籍、哲学理论、医学、农业、军事诸方面。从本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，集精力和学识50年于一统。

他对古代优秀诗词悉心研究，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有失传之虞的版本，抓紧时间，加以收集、注释、出刊发行，以传后世。《又玄集注》是他于1961年完成的一本唐代诗词注本，约10万字。他倾注心力，博采众长，为《又玄集》作了注解，并自己出资，誊抄付印。在研究中，他不囿于旧说，思路开阔，创见颇多。《唐妇女诗抄》则集唐代女诗人精选之作百首，集中反映唐代广大妇女处境之悲凉和对社会的愤懑之情。而《韦庄词注》是对韦庄的《文靖集》重新校阅、订正、注释，以《韦庄词注》之名出版的。在研究历史人物、事件，订正典籍中，胡文玉将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运用其中，他钩沉辑轶，用力校勘，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，对某些问题提出了独特而富于启发性的见解。
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胡文玉晚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他担任副县长期间，除处理日常工作外，坚持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毛等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，随时摘录纲领，分类编纂，积日以久。1959年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时，他写成并出版了《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年表》，作为向建国10周年的献礼。此书约4万余字，记述了恩格斯的主要生平、大事，刊行后受到各界好评。因印数较少，不能满足需求，故于1962年再版。此后，他继续写作，1963年建国14周年时，又出版了《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年表》，使两个年表成为“姊妹篇”，让人们一并阅读和了解这两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一生，“使人革命精神坚韧”。（该书序言语）。1966年，胡文玉已年届八旬，仍雄心勃勃，辛勤耕耘于马列学说，完成了《伟大革命导师列宁》的写作，并付印问世。此书包括列宁的年表、主要著作、重要言论三个部分，约30余万字。倾注了老先生暮日垂年的心血，也表达了这位廉洁奉公的爱国民主人士，他晚年对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敬仰和执着追求。他计划在有生之年，完成斯大林、毛泽东两个年表，却因“文革”爆发的影响，加之体力、精力难以支撑，终未如愿如偿。

胡文玉多年的积蓄用以著书立说，他不肯给国家增添负担，自己节衣缩食，出资聘请社会上有文化的青年，代为抄写、刻印、整理，并自费印刷成书，分送学友、亲属、社会各界。他称之为：“有钱可花，无钱可花；有钱可不花，无钱也要花。”意思是：我每月有剩余的钱，是“有钱可花”；用这些钱著书，也确实拮据，是“无钱可花”；对自己生活上的开支是“有钱可不花”；对著书“无钱也要花”。

廉洁奉公的爱国民主人士胡文玉，于1971年10月30日逝世。他身后留给子孙后代的钱财无几，却给社会和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，成为人们对他的永久的纪念。